​永远的榜样  无尽的思念

——怀念恩师严良堃先生

李心草

2023年是我国著名指挥家、原中央乐团团长严良堃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在这一特殊时刻，我们编就这部《千曲》纪念文集，回忆、怀念并学习他的高尚品德与为艺术执着奉献的精神。所谓“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严先生一生不尚空谈，敏于学习，勇于实践，始终在交响乐民族化创新性改造、创造性发展与传承传播的多维时空中不懈求索，终成一代音乐巨擘。严先生一生指挥演出过一千余场《黄河大合唱》，是这一经典曲目的权威诠释者。我们回顾先生一生的艺术道路，是为了凝练升华其艺术精神，努力创造传承更多契合时代需要的本土音乐经典，以告慰先生的在天之灵。

星霜荏苒，恩师严良堃先生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七年了。无论在特殊的纪念日演出、座谈，还是在日常的排练、工作中，甚至是日常的某些时刻，严先生的音容笑貌、一言一行，常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有时甚至能感觉到他注视的目光，耳边似乎能够听到他提醒、指点的声音。言犹在耳，乐犹在耳，我总感觉先生并没有离我们远去，先生还在我们的指挥行列之中。在纪念严良堃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这种感觉尤为强烈——并未远去的严先生犹如一座高山、一条大河，永远陪伴着我们。

高山景行  德艺双馨

作为一名音乐人，一位指挥，恩师严良堃先生在我的心中永远是“音乐的伟人”，更为形象的描述也许是一座矗立在我们身边的一座令人仰止但可亲可敬的高山。

众所周知，严先生的音乐实践和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奋发进取的命运紧密相连，与新中国音乐事业的蓬勃发展密不可分。1938，14岁的严良堃挥别自己做桥梁工程师、建武汉长江大桥的梦想，积极参加为抗战呐喊的抗敌演剧九队，后调至孩子剧团。他参加了著名音乐家冼星海在防空洞的授课，冼星海告诉他的学生们，音乐比其他艺术更能直接感动人，指挥者、表演者要带着感情表演，用感情打动人，指挥要把双手的每个关节都练习得很灵活，像是 10个精灵在跳舞，但不能卖弄基本功，要为音乐的情感和意境服务。这些教诲跟随了严良堃一生的音乐指挥，也传给了我们这些后辈。1940年，17岁的严良堃首次指挥“孩子剧团”公演了《黄河大合唱》，从此开启了他与《黄河大合唱》的千场之缘。1942年，考入国立音乐院理论作曲系，师从江定仙教授，并随吴伯超先生学习指挥。1949年，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并担任该校音工团合唱指挥。1952年任中央歌舞团指挥。1954年赴苏联深造，为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指挥系研究生，主修交响乐及合唱指挥，师从尼·阿诺索夫及符·索可洛夫。1958年回国，任中央乐团合唱队指挥。1959年为国庆献礼指挥演出贝多芬《第九交响曲》，1961年首次指挥中央乐团合唱队演出了合唱音乐会，1964年在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主持指挥组工作，1979年率中央乐团合唱队赴菲律宾参加第一届国际合唱节，1982年指挥中央乐团合唱队演唱西欧歌剧合唱音乐会，等等。

严良堃在指挥艺术上深有造诣，他的指挥蕴藏着深刻的思想性与严谨性，刻意发掘作品的内涵来构织各种不同的音乐图景。他指挥过《黄河大合唱》《长恨歌》《海韵》《娄山关》《牧歌》等中国作品，贝多芬的第三、第九交响曲，柴科夫斯基的《第四交响曲》，德沃夏克的《自新大陆》交响曲，海顿的《四季》，莫扎特的《安魂曲》，威尔第《安魂曲》，贝多芬《庄严弥撒》，以及西欧歌剧合唱等古今中外合唱名曲。他还热情地扶持新作的首演，并使一些被遗忘的作品获得新生。

严良堃一生从事指挥事业，为中国合唱艺术事业的发展及合唱队伍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是中央乐团合唱队的创建人之一，经他不懈努力与严格训练，使该队具有较高的音乐素质和演唱水平。此外他在培养合唱指挥，普及合唱艺术，辅导专业、业余合唱团，为广播、电视、电影录音，录制唱片磁带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

初识严良堃先生，“斥巨资”获得的《贝九》总谱

我1983年考入云南省文艺学校学习长笛演奏，1988年毕业。记得第一次见到严良堃老师是在1987年，当时不清楚是什么契机，严老来云南艺校考察，学校在校部的法式小洋楼中组织了一场包括钢琴、长笛、双簧管和声歌等专业学生的汇报演出，我在汇报音乐会上独奏了《阳光灿烂照天山》等两首中外长笛作品，严老对于学生们的表演逐一点评，给予鼓励。我至今珍藏着当年向严老汇报演出珍贵的音乐会海报。

1988年上半年，我从云南艺校毕业之前到昆明交响乐团实习，当时乐团刚刚成立，准备排演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和《黄河大合唱》，排练过程中邀请中央音乐学院杨鸿年老师指挥，正式演出时由严良堃老师执棒。曲目安排是上半场《黄河》、下半场《贝九》（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简称）。声部配置上，除了昆明交响乐团本身的管乐、弦乐声部外，合唱部分聘请了中央乐团合唱队约 30 人，独唱、重唱部分的四位领唱也都是外请的：女高音许晶、女中音李克、男高音李初建、男低音宋学伟。我本人在乐团中担任两部乐曲的长笛声部和《贝九》的短笛声部的演奏，这个时候我已经在备考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了。

虽然是实习人员，但我为排练演出做了认真充分的准备，事先已经把本声部所有的乐谱全部背了下来。所以，从严老第一次排练时起，我就没有看过谱子，而是一直盯着指挥的手势，《黄河大合唱》和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前后排练持续两个多月，其间，严老多次往返北京和昆明之间，当时的情景我还记得特别深刻。

由于那个年代西部地区艺术资源相对匮乏，艺校资料室收藏的《贝九》卡拉扬版录音带仅是第四章的压缩版，所以我最初对《贝九》的认识就只是《欢乐颂》那么十几分钟长度的规模，及至参加昆明交响乐团排练演出时才有机会得窥乐曲全貌，不由得为其恢弘的结构、深刻的思想、多样的意象和丰富的表现力所震撼并沉醉其中。一个周末，趁大家排练完休息的时间，我斗胆走到严老面前说：“我能借一下您的《贝九》的总谱吗？”严老并没问我做什么用，就爽快地一指装有总谱的朴素布兜说“拿走，拿走。兜里边儿还有一根指挥棒，你也一起拿走，然后一块儿还给我啊”。我如获至宝地轻拿起布兜，发现里面的木制指挥棒还折了半截儿。

这时，严老师突然问我：“你要它干吗？”我说：“我就想看看。”“拿去吧，周一排练的时候还给我就行。”我拿着这份亲炙严老之手泽的《贝九》总谱在昆明市区找到一家复印店，20世纪80年代复印的费用还比较贵，记得当时那份谱子复印了厚厚一本，花费近80元（那时候普通人一个月才30块钱工资），可谓“斥巨资”得到的《贝九》。

这一本总谱我利用周末一口气看完了，周一就把谱子还给了严老，严老才问我：“哎，你这个小孩挺有意思啊，几岁了？”这个时候我就跟严老师说我准备考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严老很关心地问我有没有找老师学，我说在跟徐新老师学习，严老连连点头，说：“好！好好学，祝你成功，小伙子！”

这是我与严老最初的交集。

走进中央乐团  走近指挥家严良堃

1988年暑假以后，我到北京全力以赴备考中央音乐学院指挥专业，1989年4月底专业考试通过了。为解决在北京的实际生活问题，我又报考了中央广播交响乐团长笛演奏员，当时乐团缺人，考上之后我在乐团一直工作到 1989年高考之前。考进去没吹几场音乐会，突然一次排练西贝柳斯《小提琴协奏曲》时，乐团首席指挥兼艺术指导袁方指着我说：“这一场，让那个小朋友吹首席长笛”。近半年的乐团实践也丰富了我对院团建制下乐曲舞台呈现全过程的了解，这年7月初我即回昆明参加高考，最终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

1991年，时值莫扎特逝世200周年，上半年，严老在中央乐团排练莫扎特的《安魂曲》，那时候我是指挥系大二的学生，去观摩排练，这是我第一次走进中央乐团这个工作环境。当时进去以后，我选择坐在一进门儿处指挥的右边儿大厅，开始看排练。让我最没想到的是，还没到中间休息的时候，严老排练中一回身看见我了，他放下指挥棒突然扭头说道：“你是昆明那个小孩儿。”我说：“是啊。”“你考上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了吗？”当时我就像个新兵战士一样，说：“报告老师，我已经考上了，我现在已经大学二年级了。”“祝贺你啊，小伙子！”他还和当时的乐队队员介绍了一下，说这个是来自昆明的学生，当时我太紧张了，一身汗，人有些发懵，他还说了好多话我都没记住。

《安魂曲》在北京音乐厅正式演出，我也到现场观看了。自此之后，严老在中央乐团指挥演出，我经常去看排练。当时他已经退休，卸任团长了，他的职务就是合唱团的指挥。我记得特别清楚。1988年在演《贝九》的时候，当时严老已经是团长了，而他其实更看重业务工作，更愿意被称作“指挥家”。

1991年，我开始与中央乐团合作，一开始是排练乐队，过了几年也开始做一些合唱团的排练工作，尤其严先生领衔的合唱团，有相关的工作需要就叫我过去，做助理指挥的工作。严先生要求我要学习好合唱指挥，成为全才的指挥。

1994年，我从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毕业后分配在中央芭蕾舞团工作，其间偶尔去中央乐团看望严先生。1995 年，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中央乐团合唱队严良堃老师在首都体育馆指挥万人大合唱（包括首都各高校大学生合唱团），我当时担任助理指挥，也是严先生推荐的。

1995年开始，我终于如愿以偿跟随严良堃先生学习《黄河大合唱》。1996年我出国一段时间，回国后，1999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十一”前后，我去看望严先生，聊天之间，严先生突然说：“心草啊，《黄河》你得好好学学了，以后要靠你们这一辈把它传承下去。”从此我一直跟着严先生上课。

2005年，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文化部安排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纪念大会，在京的多家乐团、合唱团，包括中国交响乐团、中央歌剧院、中国歌剧舞剧院、中央芭蕾舞团、总政歌舞团合唱团等统一集中在中国歌剧舞剧院排练，当时还是在虎坊桥的老院址。那次，严先生郑重地指定了我作为助理指挥。他说，从乐队方面来讲，“中央乐团（中国交响乐团）的乐队知道我的处理方式，其他乐团的乐队都不是很了解，必须要有一个很了解的人代我去指导这些乐团的排列。我的速度心草一清二楚，他做我的助理指挥我最放心！尤其是合唱团，所有的合唱团（除了中国交响乐团合唱团）他都要按照我的速度、要求去排”。所以，当时那场大型演出，所有的乐队分排、合唱团排练都由我负责，最后合成的时候严先生再排练，正式演出也非常顺利。

2005年，这次排练我每天陪着严先生，这是我陪严先生时间最长的一次，后来他搬到郊区去住，见面的机会就少了。

2015年，中央音乐学院成立75周年校庆，举办了盛大的庆祝活动。当时我担任中国交响乐团的首席常任指挥，那一年我在国内、国外演了很多场《黄河大合唱》，校庆时几个指挥联合指挥《黄河大合唱》，我负责为全曲“搭架子”并指挥除了《黄河怨》的其他部分，当年郭淑珍先生 88岁、严良堃先生92岁，他们再次同台合作，成就了一段佳话。那一次我抓住机会向严先生请教《黄河》一些段落音乐具体细节处理的问题，这也是严先生在世时我和他之间关于《黄河》的最后一次比较深入的交流。后面也有各种关于《黄河》、关于其他音乐问题的交流，但都不及这次集中深入。

2015年，国家大剧院合唱团专场合唱音乐会，演出了包括亨德尔《哈利路亚》在内的一众作品，邀请我指挥。我本人不是一个专职合唱指挥，此前也从没指过合唱专场，但大剧院那场特意邀请了我。那一场严良堃先生也来了，演出结束后我在后台等严先生，没见他来，忙去询问，得知他年龄大不宜熬太晚就先回去了。而当天时近午夜时分，我接到一个郊区的座机电话，拿起电话，严老的声音缓缓传来：“小草，我是严良堃啊。”严老师从第一个曲目开始，指出指挥处理得好在哪儿、不好在哪儿，他指出现场《哈利路亚》的主题、对题、答题哪里哪里处理得不好，中国曲目《牧歌》哪里处理得不好，等等。说了半个多小时。最后，严先生说：“行了，我要去睡觉了。但是，今天我要跟你说一件最重要的事情——这么多年我没有说过，但现在我宣布，李心草是一位合唱指挥！”现在回想起来，那是我和严先生通过的最后一个电话。后来在各种场合我们也见过，但电话通话那是最后一次。 

有时，艺术作品与艺术家之间的因缘会莫名地使彼此“遇见”、契合。用《安魂曲》致敬逝去的前辈，是国际上很多纪念音乐会都会采用的形式，2018年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6月18日晚，中国交响乐团在北京音乐厅上演“严良堃逝世一周年纪念音乐会”，我指挥国交及国交合唱团以莫扎特的这一首《安魂曲》献给我们指挥界的泰斗严良堃先生，而我选择这部作品还有独特的原因，即我第一次听莫扎特《安魂曲》的现场，就是在上述严老师执棒排练的现场，我想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复现了当年严先生的艺术轨迹。迄今为止，我执棒过两次莫扎特《安魂曲》，一次是纪念我的恩师徐新先生，一次就是这次纪念严老。

传承《黄河》爱国情

我1991年12月开始指挥中央乐团，给陈佐湟、胡咏言做助理指挥的工作。之前胡咏言先于暑假带我去了上海，在上海交响乐团排练了一个月。中央音乐学院有一年校庆演出《黄河大合唱》，学校推荐我做严先生的助理。严先生对我说：“你已经吹过长笛了，现在去合唱队演唱。”于是我报名参加了合唱队，在男低音声部，再次在严先生的指挥下演唱了《黄河大合唱》。

严良堃少年时代投身革命，曾跟随《黄河大合唱》的曲作者冼星海学习，他从小就热爱这部作品，整个音乐演出生涯是在《黄河大合唱》的歌声中成长起来的。《黄河大合唱》是歌颂英雄的中国人民的颂歌，是弘扬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诗篇，因此具有永久不衰的艺术魅力和旺盛的生命力。《黄河大合唱》这部不朽的作品，从它诞生那天起，就一直培育、滋养、鼓励着严良堃。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严良堃始终在用生命诠释音乐，也感染着周围的人。有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演出《黄河大合唱》时，严老因血管堵塞刚做3个支架，但他毫不在意，仍然拿着指挥棒“跳”上舞台，再跃上指挥台。这次演出让所有观众都感动得热泪盈眶。有人赞扬严良堃，说他瘦小身体里能释放出巨大能量，让观众激动不已，铭刻在心。

几十年跟随严良堃先生学习合唱指挥，感觉严先生一辈子在专业上孜孜以求，对自身、对音乐态度的共同关键词不外乎“严格、严肃、严谨”。

严良堃先生一生指挥演出《黄河大合唱》逾千场。从 1979年起，他带领中央乐团出国演出《黄河大合唱》200 余次。有一次，在旧金山华人集会上演出结束后，几位华侨对严良堃说：“黄种人在欧美还是受歧视的。听完《黄河大合唱》，感觉自己腰杆子硬了，鼓起了我们的民族自尊心。”

2015年8月24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交响合唱音乐会在北京音乐厅举行，已是92岁高龄的严良堃先生再次登台指挥《黄河大合唱》。作为《黄河大合唱》的权威指挥和主要诠释者，面对赞扬，他总是谦虚地讲：“这并不是我个人的成就，而是《黄河大合唱》中所蕴含的那种民族气魄、爱国精神和音乐强烈的感染力，使人民感动了。” 

正是在那场演出结束后，严先生走下舞台，将指挥棒交到了我的手中。他要我始终记得星海先生对他的教诲:“上台不要卖弄，不要表现音乐之外的东西。”严良堃对《黄河大合唱》有着精辟的诠释，而我以为，他诠释中最为重要的一点便是音乐的朴素大方。这种演绎尽管朴素，却已表现了音乐中所有的情绪；在结构感的筑造上他可以做到全篇浑然一体，严先生总能成功地把高潮留到《怒吼吧，黄河》再迸发。

从1940年指挥“孩子剧团”演出《黄河大合唱》到 1975年中央乐团复排《黄河大合唱》，再到2015年参加中国交响乐团“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音乐会”演出《黄河大合唱》，严良堃都显现了他对《黄河大合唱》艺术上忠实原著的严谨态度，以及对《黄河大合唱》的深刻理解。严老认为，由于当年受创作条件所限，最初版本的《黄河大合唱》尚有不尽如人意之处，1975年版本的确立为《黄河大合唱》走向更宽广的舞台奠定了基础。

接过严先生的指挥棒，我现在指挥《黄河大合唱》也超过200场了，也得到了前辈和同行的肯定。我想，我对《黄河大合唱》的理解、处理逻辑兼及演绎方式等仍然秉承了严老师的理念与精神。以往无数次在严老师那里上课，观看他指挥《黄河大合唱》，亲承言传身教，汲取精神动力，使我日益深刻体会到《黄河大合唱》的精髓与音乐经典随时代自我发展、自我革新的内蕴逻辑。

新时期，在严良堃先生等老一代音乐家精神的引领感召下，我们将继续将这部弘扬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诗篇唱遍中国、推向世界。

高山巍峨，可敬可亲。大河奔腾，传承永续。

严先生，您是我们心目中的音乐高峰、艺术长河。

我们永远怀念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