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中央乐团交响乐队在农村演出，指挥李德伦

      李大爷有惊人的口才，表现了他的修养之深。他善于把极严肃的话题用诙谐的语言讲出来，让你容易接受，留下深刻印象。他讲解如何欣赏交响乐，有时候一连三个多小时不休息，听众无一离席，大家都被他的话迷住了。80年代，他带着小型乐队做普及演出，上半场通常是乐器解说，讲到一种乐器，就请人拉一段。讲到小提琴时他说：“这是小提琴，英文名字叫violin；小提琴要这么拉……”歪着脖子比划一下，“解放区时管它叫做‘歪脖抡’。”引得听众哈哈大笑。

      最后介绍大锣，他说，交响乐队的乐器都是西方乐器，惟有这个锣是中国的。全世界的交响乐队都有锣，都是中国制造的，因为造锣的秘密只有中国人知道，外国人造不出来。然后讲，有一次在外国演出，见到乐队的乐器都是新的，惟有锣已经破了个大窟窿还在使。问他们为什么不换一个新的？他们说无锣可换。又问偌大个工业国家连个锣都不趁？负责人说趁倒也趁，说着从箱子里拿出一个锃光瓦亮的锣来，是用机床旋出来的，敲一敲，发出的声音很难听。中国的锣都是一锤一锤敲出来的，哪能用机床旋呢。再翻过那个破锣一看，上面写着“光绪二十八年制”，好家伙，已经有七十多年的历史了。说到这儿，李大爷让打锣的同志“铛”地猛敲一下，算是抖完“包袱”，讲解也就结束了，掌声热烈地响起来。

      有人把李德伦幽默的讲解告诉给了相声大师侯宝林，侯宝林也来听过一回李德伦的讲解。后来，侯宝林把李德伦讲的一些笑话编到了相声里，像《扔靴子》、《醉酒》里顺着手电筒光柱爬上去、对着镜子贴橡皮膏等故事就是从李德伦这儿得到的。

相声大师侯宝林

      李德伦普及交响乐讲座影响了中国上至中央领导，下至普通百姓。从台上到台下，他把音乐慢慢植入到每一位靠近他的人心中。“您是李大爷吧，我听过您讲的课。注意身体啊！”李德伦走在街上，经常遇到这种问候。不管是在北京，还是在外地，不管是熟悉还是不熟悉的人，都跟他热情地打招呼。一位自称是音乐发烧友的北京人，逢重要交响乐演出一定出席。“我不敢揣测外地人，但我敢说，在北京这座城市，凡是喜爱交响乐的中青年人，没听过李大爷讲座的恐怕不多。我这点儿交响乐细胞就是因为在大学时听过李大爷的几次讲课，给培养出来的，他边讲解边挥动胖胖的拳头，把我们带入了贝多芬精神世界的大门。”

      北京的大学，李大爷基本上都去过了，有的还不止去过一次。就在1999年生病住院前，北京联合大学还请他去讲课呢。李德伦说：“我小的时候，有人给看手相，说我有福气，‘九斗一簸，到老坐稳’，可交响乐观众少的现状令我坐不住了。利用我的有生之年普及交响乐知识，提高人们的音乐欣赏水平，对我来讲已成为义不容辞的责任。”在他的倡导下，劳动人民文化宫八十年代初开办了每周一次的交响乐讲座（1986年后又搬到了北京音乐厅），恢复了星期音乐会。李德伦不仅自己去讲和做普及演出，还带动同事、学生也来参与。

      进入20世纪90年代，更有人尊称他为大师。他听了，很不习惯。“觉得也没干什么，抬得这样高不好。前有贺绿汀、萧友梅等老音乐家，我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呀。从留学回来到现在，我就只干了这么一件事———普及音乐。”

李德伦：山东济南人文荟萃，当年已有艺术学院。我在那里的各大学及单位办讲座，听众反应热烈，掌声不断。我说，你们不要为我鼓掌，如果这里成立了交响乐团，我给你们磕头了

      在越来越多的人只关心小圈子的生衰、荣辱时，李大爷却“催生”了不少交响乐团，为中国的交响乐大家庭又增加了新的分子。

      “有次我到内蒙古，当地没有正规的交响乐团，是由三个小乐团临时组合成的。演出时我对在场的政府官员说，咱内蒙古幅员这么辽阔，气势雄伟，又有人才济济的优越条件，却还没有一个正规的交响乐团……”这番话，催生了内蒙古交响乐团。

      同样，到山东，也有类似的情况。“山东济南人文荟萃，当年已有艺术学院。我在那里的各大学及单位办讲座，听众反应热烈，掌声不断。我说，你们不要为我鼓掌，如果这里成立了交响乐团，我给你们磕头了。”李大爷对交响乐的执着，对交响乐的真诚，把山东省的领导感动了。那年艺术学院的毕业生全部留了下来，组成了山东青年实验乐团，后来改叫山东交响乐团。现在，该乐团首席还是当年那班的学生呢！

1959年国庆十周年，李德伦指挥中央乐团演出贝多芬《第九交响曲》

      插下一棵小苗，并不是就不管了，还要浇水护理。李大爷每帮助一地成立了交响乐团，就事必躬亲地进行指导。他生性随和，生活向来简朴。当接待的人问他对生活的要求时，他总是说自己是来工作的，因为自己太胖，只要求房间里有坐式洁具便可以了，有时就住小旅馆。他去山东，鼓动着上海音乐学院著名音乐教授黄晓同也一同去帮忙；他扶持了一个山东交响乐团，还带他们到北京参加艺术节开音乐会，见见世面，亮亮相。

      河北省交响乐团成立后，李大爷多次前往，要么亲自去辅导，要么请其他音乐家或他的学生去。90年代初，广州乐团成立后，李德伦就带着他的学生、刚刚获得全国指挥大赛冠军的李心草赶到了广州，当地媒体报道的标题是“老李、小李齐上阵”；他们一方面为广州交响乐团开音乐会，一方面还举行了带讲解的交响音乐会。

      1997年，漫画家丁聪为李德伦画了张像，要他自提像赞。李大爷提了：“自幼人称木猴，以其猴模作样而常常发木也。及长，人又称我‘李大哈’，以其生活上马马虎虎也。为‘曲高和众’而奔走半世纪，始发现尚在起跑线上。”李德伦惭愧的是，在他担任中央乐团常任指挥时，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带领中央乐团去完成达到国际水平的使命。1996年，文化部在原中央乐团的基础上改革乐团体制，仿效国际职业乐团的做法，新成立了中国交响乐团。在这个问题上，他尽管已经退休，仍全力给予支持。“我已年届八十，虽大好时光已逝，但还可以敲边鼓，为之呐喊。”

      李德伦教出了不少学生，谭利华应该算一个。1990年，中央乐团举行纪念柴可夫斯基诞辰150周年大型音乐会，李德伦将自己执棒的机会给了谭利华，十年师徒，李德伦觉得谭利华已经能担重任了。也是在那一年，谭利华出任了北京交响乐团团长和首席指挥。此前，北京交响乐团一度处在去留存亡之间。李德伦找有关领导，四处呼吁，在报纸上写文章，要求保留北京交响乐团。“不仅要保留，而且要建设，还要发展，一个泱泱大国的首都的交响乐团，应该成为最好的交响乐团，成为一个现代化的标志，北京这个城市里应该每周都有新的音乐会举行。”让他老人家欣慰的是，现在北京交响乐团不仅没有解散，而且已经跻身于全国前三甲；每年不仅有正规的音乐季，而且周周都有音乐会。

李德伦：他说没钱啊！我说没钱没关系，剧场花钱多，音乐厅省钱……盖音乐厅这事要想一下子办成也不容易，所以得抓特点，抓机会。950万元盖成了北京音乐厅，现在花2000万也盖不成了

      李大爷这一生干过不少得意的事，建北京音乐厅是他什么时候想起什么时候都偷着乐的事。

      “当时是黄镇部长，他说我没钱啊！我说没钱没关系，我们又不是盖剧场，剧场花钱多，因为它有舞台设备，音乐厅省钱。黄镇部长说，那一百万够不够？我说，够了。旁边的人就向我摆手小声说一百万不够，别答应。我说，够了！”

      “音乐厅开始盖起来了，刚把地基打好，这钱就没有了。而且文化部还换部长了，是周巍峙。周巍峙是音乐家啊，他又拨了钱继续修音乐厅。快修好了，就差把房顶盖上去了，又换部长了。我对朱穆之部长说，已经修成这样了，就差房顶了。他一看说，盖。最终盖好了。

      “就是这事，要想一下子办成也不容易，所以得抓特点，抓机会。950万元盖成了北京音乐厅，现在你拿2000万也盖不成了。”

      1986年1月6日，北京音乐厅开业系列音乐会上，李德伦指挥中央乐团演出，格外激动。他可以说是北京音乐厅的历史见证人。这里最初是一家私营电影院，解放后收归国有，名为中央电影院。60年代改建为北京音乐厅，70年代毁于大地震，在他和其他音乐家的呼吁下，政府拨款终于原地扩建，有了如今的北京音乐厅。北京音乐厅像星星之火，慢慢点燃了北京人聆听高雅音乐的热情，带动起全市交响乐欣赏的风气。

      如此“讲究策略”的李大爷，在生活中其实是个马大哈，丢三落四，需要别人照顾，直到60多岁时，近90岁的妈妈还要站到阳台上，叫住他，“眼镜忘带了”。后来是老伴时时关心着他的生活。他回到家的主要工作也还是音乐，音乐像常春藤一般伴随着他的一生。

      社会浮躁，眼高手低的人多，能够塌下心来做点事的人少。李大爷为音乐做了不少事情，心中始终装着别人，装着交响乐。他把这个看得很重，住院期间，经常有音乐界的老人或学生来看他。有一次三位学生来看他，他坐在轮椅上与他们在接待室聊天。有的讲我这一辈子功不成，名不就，有的讲我这一辈子如何如何不辉煌……李大爷打断他们的谈话：“你们都是作曲家，这么多年了，先别想功名成就，你们想想该为别人做点什么，哪怕你们为你最爱的人写一首作品，也算做一件事。”其中一位听完，不禁说：“太刺激了。”

      不管是指挥境界，还是思想境界，李德伦都堪称是位大师，但他从不以大师自居。他与音乐的感情很深，对交响乐发展的关心，已经远远超过了对自身成就的关心。如果音乐能给更多的人带来快乐，他就乐此不疲地到处播撒音乐种子；如果这件事或这个人对音乐有利，他更是责无旁贷地呼之，鼓之，绝对是虔诚的音乐播种者。

      当这篇通讯采写结束的时候，再次到医院看望了李大爷，想让他老人家给这篇文章提提意见。但他的老伴说，他目前病情很严重，一直昏迷。问起刚刚结束的首届音乐金钟奖，李德伦作为有突出贡献老一辈音乐家被授予80克纯金制成的“终身荣誉勋章”的事，家里人说他还不知道呢！

      这个“金奖”来的也许有些迟了，但爱乐者心中其实早已颁给老人家一块重重的奖牌。因为李德伦播下的不仅是音乐的种子，还有音乐的希望。

原文刊载于2001年6月25日《北京日报》